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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财经评论人。长期供职于银行、证券行业,曾公派出国学习现代金融业务与管理。中国金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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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就是花爷的钱不心疼  

2012-02-22 00:47:32|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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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中国开始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到现在十五个年头了。同时其货币政策由紧缩到放松,由放松到紧缩,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次,唯独积极财政政策一成未变,昂首阔步走到今天。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该是弄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中国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两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主力,货币政策是帮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财政投资定项目,打基础,负责把孩子生出来,货币政策负责提供营养,把这些孩子养大成人。特别是由于市场的壮大,工业消费品价格稳定,货币政策治通胀实际上就是治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而宏观流动性又和农副产品价格缺乏敏感度,流动性多寡基本上和农副产品价格没关系,所以货币政策控通胀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目标,有它没它都一样。猪肉蔬菜供应少了,“通货膨胀”就来了;猪肉蔬菜供应多了,“通货膨胀”就走了。不管货币政策松紧,中小企业都得不到好处,国有企业怎么做都能得到好处。除了给财政项目贷款,看不出货币政策还有什么真实的作用。货币政策越是边缘化,财政政策就显得越发重要。所以这个“积极财政政策”,一积极就积极了十五年。

        积极财政政策是朱镕基的发明创造。1998年前后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两难局面”,那时中国制造还没有崛起,供给不足,银根一放松物价就上涨,通胀变得很严重;银根一紧缩发展速度就下来,最低年增长只有百分之三点多。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朱镕基改变了三十年的财政观念,提出了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不影响通胀,一方面可以打开中国经济瓶颈,刺激经济增长,这就叫做“积极财政政策”。这在当时是个划时代的创新,把这个“两难局面”破解了。就当时的情况讲,这个政策是阶段性的,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策略。只是执行之后效果很好,一箭双雕一石数鸟,地方政府又有积极性,这个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到了朱镕基之后这十年,这个阶段性政策变成了中国经济政策的法宝,许多市场性项目也被财政投资所垄断,官员手中不但有权,而且有了钱,真是口大气粗膀大腰圆。财政投资成了保增长的支柱,即便数次通胀来临,货币政策可以变,财政政策不能变,这就是十五年一贯制的真谛。那么,这十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都产生了哪些实质性作用?它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破坏性的?我们还需要延续这个政策吗?

        第一个判断,是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的本意,把这一政策的外延无限扩大化,使政府变成了投资商。财政投资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设施这一功能的延伸,它的原则是福利性的而非市场性的。但由于当时财力有限,只能用银行贷款做配套,要还贷款就必须收费,于是财政功能就异化为市场功能,使政府充当了一个投资商的角色。本来在后来税基扩大,财政充裕,民间投资力量兴起,刺激政策发挥应有作用之后,政府就应当退出市场性投资项目,专注于福利性项目的投资。但我们没有那样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市场性项目政府越有积极性,投资赚钱收费成了政府最感兴趣的事,一个阶段性政策变成了长期政府行为,我们的财政也就变成投资财政了。

        第二个判断,就是不断膨胀的政府投资挤压了市场空间,加速了市场退化,导致了国进民退。迅速扩大的财政投资规模,形成了政府对投资领域的垄断。很多完全市场化的项目,民营企业进不去,国有企业唱独角戏,政府投资代替了民间投资。导致的后果一是挤压了市场空间,二是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三是民间资金找不到长线投资,在消费品领域横冲直撞,造成通货膨胀,损害了广大老百姓利益,四是效率低下,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损失浪费惊人。没有大规模财政投资做后盾,国进民退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国进民退导致了改革的停滞和倒退。

        第三个判断,毫无节制的财政投资是由官员的自身利益驱动的,天量财政投资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最佳机遇,使得投资项目贪污腐败严重,每道程序每个环节都充满贪腐机会,使官员贪腐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近年贪腐的大案要案看,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成为贪腐重灾区。如果这些项目是民间投资,官员贪腐的概率就大大降低,所以官员们宁可过度投资,也不让民营企业介入。不取消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的贪腐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第四个判断,就是巨量财政投资导致了巨大财政风险。各级政府为了争投资上项目,不但编制了宏大的投资规划,而且成立了林林总总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形成了投资大跃进。不看风险不计成本融资上项目,导致各级财政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破产和濒临破产,已建成项目的亏损和维护将给未来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财政风险将是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危机的主要风险,这一点已经成社会共识。

        第五个判断,长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已经使政府成了最大投资商,导致政府与民间,政府与市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从规则制定者变成了规则参与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政府功能异化,管理功能扭曲,政府行为变质,这是导致官民矛盾激化的深层次原因。当政府不仅仅是市场管理者也是市场参与者的时候,市场的平衡被完全打破,特权经济横行,就毫无公平公正可言了。政府成了市场最大破坏者——这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后果。

        第六个判断,巨大财政投资大大挤压了民生福利,使财政用于民生的份额相对降低,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功能严重削弱,民众福利受到伤害。在事关国计民生长远利益的医疗、教育、保险和中低收入人群保障方面,我们一直投入不足,成了长期难以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社会公平问题聚焦的重点。不是财政没有钱,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多,去年超过了十万亿,只是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拿来投资了,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资源朝投资领域倾斜,民生分配的资源自然就少了。如果这一政策长期化,必然导致问题积累,成为影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七个判断,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政府投资饥渴,投资项目的无限大,使得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也捉襟见肘,政府只能想方设法继续扩大收入来源,进一步加重社会负担。“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变成了“量出为入”,以支出为原则制定财政收入,政府在税收和收费上只能横征暴敛,再加上国企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对市场的掠夺,极大地抑制了市场性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得民营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加速经济萧条的到来。只要这一政策不终止,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不可能得到根本好转,一万条头痛医头的救市政策也不行。

        毋庸讳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建设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缩短了经济半径,促进了物流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这是一个历史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但时至今日,是我们权衡利弊,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政策,作出必要改变的时候了。一方面是税收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民生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大量热钱游资无处投资,横冲直撞扰乱市场,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一政策长期实施而严重扭曲,民营经济危机重重。官员们花爷的钱不心疼,挥霍浪费何时终?出路不是调整而是彻底废除这个积极财政政策,还原国家财政的功能和定位,把走歪了的路重新走回来。这是一个重大而果敢的决策,需要战略眼光和果敢决断。

         废除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一步,就是重建国家财政的指导思想,把财政的重点从投资转变到国民福利上来,变投资财政为福利财政;第二步就是大规模缩减财政投资规模,凡是市场能做的投资,一律让给市场来做,政府不得涉足任何市场性项目;第三步就是重新审查那些非市场性项目,迫切需要的要集中力量做好,可有可无或者纯属多余的项目以及长官意志项目一律取缔,以最大限度节约财政资源,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彻底克服好大喜功和政绩工程,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使政府做回自己的本份。最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压缩财政投资之后,将腾出足够空间实行大规模减税。以目前的投资规模,最少省出五万亿以上。拿出两万亿元补充民生,拿出三万亿元实行普惠式减税,大幅度降低营业税、增值税或者消费税,就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所有难题,使中国重新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可能很多经济学家和民众会担心,这么大刀阔斧地砍掉政府投资,会不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下行和萎缩?完全用不着担心。腾出来的投资空间民间资本会立即补上来,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如果真有好的投资机会,不光是天量存在的国内游资,国际投资者也会踊跃加入进来,这些投资不管盈亏与否,都与纳税人无关,爱咋折腾折腾去,投资规模不但不会缩减,而且有大幅增加的可能。这样一来,再加上减税效应,民营经济繁荣起来,税基扩大,财政收入长远来讲会大幅度增加。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你到全世界哪里找得到?

        积极财政政策实行了十五个年头,中国财政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政策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该是退出的时候了!本届政府时日无多,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政策调整,只能寄希望于下届政府了。有人会说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改变这个政策,不可能交出手中的投资权,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还有另外一个硬道理,就是中国如果发展大政府、小市场,市场变成政府的俘虏和附庸,那只能是死路一条。活路放在那里不走,非要朝死路上奔,恐怕也是低估了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智慧。中国总归是要发展的,中国的改革不会半途而废,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可阻挡的,我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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