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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财经评论人。长期供职于银行、证券行业,曾公派出国学习现代金融业务与管理。中国金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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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拷问“集资诈骗罪”  

2009-12-31 14:04:27|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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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触犯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死刑。这个极刑判决,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这是一个问题;她犯的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罪?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探讨,看来具有重要意义。

  先看第一个问题。吴英集资7.7亿元,实际“集资诈骗”3.8亿元,数量确实是“巨大”的。问题不在数量,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合法,或者说与法律是否有冲突。目前关于“集资诈骗罪”的规定,最关键的恐怕还是那一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就是说,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构成这个罪名的基本要件。区分“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这个分水岭就是面对“不特定多数”还是“特定少数”,就是说,我做生意需要钱,我向五个或者十个人借了钱,借钱的人也信任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这不叫集资诈骗,这叫民间借贷;我做生意需要钱,我不找具体的人,而是向“不特定多数”发布信息,愿者上钩,并且采取欺骗手段,这就叫做“集资诈骗”。吴英案的主要部分,显然属于前者,每笔数额都在几十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这怎么会属于“不特定多数”呢?仅就这一点,就很难构成“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集来的资金是否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用于“生产经营活动”,那大概就属于“集资诈骗”。吴英把集资款基本都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了,怎么可以构成“集资诈骗”?而这个“生产经营活动”,指的就是实业投资。按照现行法律,真正属于“集资诈骗”的,当数证券市场上的私募基金。他们“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又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万一股票炒赔了,被集资者可能血本无归。这还不叫“集资诈骗”?可是法律偏偏不把这叫做“集资诈骗”,还让它“名正言顺”,美其名曰“阳光私募”,连不“阳光私募”的私墓也都跟着合法了。最典型的“集资诈骗”不叫集资诈骗,而不构成集资诈骗基本要素的吴英案却成了“集资诈骗”,并且被判极刑,我不知道律师是怎么辩的
法官是怎么判的,反正我们的法律和执法就是这么的荒谬和混乱。

  再看“集资诈骗罪”。这个罪名,是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大家搞市场经济了,有钱的和需要钱的人都多了,民间借贷开始活跃,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罪名。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罪名,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切借贷活动必须由国家垄断,“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钱的人老是想着多赚点钱,没钱但是有商业头脑的人老是想着借点钱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是集资和借贷的事儿丛出不穷,拦也拦不住,于是就只能“严刑峻法”来取缔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由“不特定多数”的自主意识构成的,政府试图垄断这种自主意识的活动,本来有违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却还是要硬着来做,这只能算是“中国特色”吧。诈骗罪任何国家都有,而“集资诈骗罪”恐怕只有中国才有。把“集资”和“诈骗”放在一起,用“集资”来定义“诈骗”,这是我们立法者的发明。不过这样以来,许多正常商业活动或者民间借贷就都沾上了“诈骗”嫌疑,“诈骗”就像一把达摩斯克剑,高悬在民间商业活动之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这个过时的、有违商业精神的“集资诈骗罪”,难道不应当受到质疑和重新检讨吗?

  说到“集资诈骗罪”,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了“投机倒把罪”,这恐怕是中国立法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改革开放初期,“投机倒把罪”不知道曾经使多少小商贩大商贩锒铛入狱,更有不少人为此掉了脑袋。后来发现市场商业活动原来就是“投机倒把”,正常得不能再正常,“投机倒把”要面对市场的大多数,根本没有办法赶尽杀绝,这个罪名就慢慢变得有名无实了,但直到今年8月“投机倒把罪”才在我们的法律中完全抹去,而当年以“投机倒把罪”被关进监狱的牟其中,至今仍在监狱里蹲着。“投机倒把罪”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集资诈骗罪”同样存在某种相当不合理成份。我们不能对这种不合理成份熟视无睹,漠然视之,继续付出血的代价。集资无罪,诈骗有罪,如果我们的法律连这样的小儿科都分不清,不断上演“法律的暴力”,我们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我们还谈什么法治和文明?

  吴英案拷问“集资诈骗罪”。孙志刚事件废除了《收容遣送法》,成都唐福珍案有可能终结《拆迁补偿条例》,这都是一种大大的进步,而吴英案则向我们提出了对于“集资诈骗罪”的关注。许霆案从无期徒刑改判五年,那是我们自己开了一次法律的玩笑,但愿吴英案不要成为又一个玩笑。对于一个80后的女性犯罪嫌疑人,即便罪实相符,量刑时也应基于人道的考量给于某种重生的机会,更何况这一案件在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重大疑问和漏洞,实在应当慎之又慎。人头落地是安不回去的,我们的法律需要更多对于生命的关注和珍重。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集资诈骗罪”,并哩清执行上的矛盾和问题。建议把吴英案先放一放,看看我们是否有必要废除这个“集资诈骗罪”?如果连罪名本身都不能成立,我们如何可以依据这个罪名宣判一个年轻人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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