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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财经评论人。长期供职于银行、证券行业,曾公派出国学习现代金融业务与管理。中国金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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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去行政化”  

2009-11-30 19:41:48|  分类: 经济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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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央视二套财经节目在电话连线深圳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时,朱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高等教育已经严重官僚化和行政化。他目前要做的,就是首先进行大学教育的“去行政化”,还高等教育以本来面目。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官僚化行政化倾向也很突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行政化”,纠正市场的扭曲和变形,实现市场法制化,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迈进。

  中国经济的行政化身影可以说是
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从大的方面来讲,强大的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行政作用于经济的手段,“各级政府搞经济”更是将政府推进了市场之中,而近年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国有企业”,站在了市场的制高点,优先抢占稀缺资源进行不平等竞争;此起彼伏的“国进民退”浪潮,更是充斥着行政干预市场的胡作非为。在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电力市场、能源原材料市场,甚至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几乎所有的市场领域都可以看见政府干预的影子,价格体系更是政府“调节”的主要对象。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几乎可以无所不管,无所不能,行政模式越来越受追捧,“有形的手”空前发达,“无形的手”功能残缺而日显萎缩,这就是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真实写照。行政干预导致了权力的强化和腐败的滋生,造成了不公平的市场行为,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市场机制日趋紊乱,整个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受到挑战。

  行政垄断和行政干预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痼疾,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生长点和发散点,是该革除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具规模,市场的各种机制和规律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行政干预减少有助于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必要条件。把“有形的手”缩回去,让“无形的手”更为发达和强健,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目标和任务。

  “去行政化”的第一件事,就是规范政府的职能、作用和权力范围,进行国家制度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哪些事政府必须管,哪些事政府不必管,哪些事政府不能管,都必须非常清楚和明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进行社会的管理和对外交往,主要的任务就是施政和执法,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征收税费并做好社会的二次分配,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做好非市场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管理好公益和国营事业。一句话,政府就是一个城乡社会的管理机构,管理好城市和乡村是政府最为原始和基本的机能。

  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过去“政治挂帅”的针对性提法,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这一提法和以此建立的政府运作管理机制,在中国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
威力作用,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我们必须十分地清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国家日常经济生活中,政府只能是一个裁判和法官而不能成为一种市场力量,这是界定政府权力范畴的一个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后果,并且越到后来消极因素越多。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官商不分和官商勾结,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还有所谓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等等,其核心往往就是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能是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赋予政府的特殊职能,而不能把它作为政府的永久职能。当经济转轨已经基本完成,社会经济的重心已经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该是重新审视这一提法的时候了。依我看,我们的政府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管理为中心”逐步转变,逐步减少并杜绝对微观经济的参与和干预,回归其本源和本份。我们什么时候完成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转移,中国经济的“去行政化”就完成了一大半。

  “去行政化”的第二件事,就是做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斩断政府和市场的紧密联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针对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具体讲中国的改革就是从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发端和开始的。可惜这个改革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十多年,于2004年后逐步放缓并趋于停滞,使国有企业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形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由于持续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性质和面貌,企业与财政脱钩和“经营自主权”的确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行,使国有企业从原来的“全民所有”变成了“部门和地方所有”甚至“企业所有”,“国企”除了和民营企业一样照章纳税外,不再给国家上缴利润,国有企业经营也不再纳入财政预算。但是,由于国企改制这个“半拉子工程”,股权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地方和部门所有,仍然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国有企业”本质上已经不是全民所有了,但却仍然打着“全民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旗号获取特殊利益,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怪胎。这种由于改革不彻底所导致的所有制性质和市场主体的混乱,使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拥有“国有企业”经营权和决策权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打着政府和“国有”的旗号,不断侵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使得“特权阶层”成为人们谴责的目标。而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一方面从这些“国有企业”中攫取利益,一方面利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挑战“平等交易”的市场原则,甚至对民营企业进行排挤、掠夺、驱赶和打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不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出路,“去行政化”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必须继续深化和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完成这个“半拉子工程”,而不要使其成为“烂尾楼”。办法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将一部分必不可少的国企改回去,资本金改由财政出资,利润全部上缴财政,将其经营纳入财政预算,由政府统一管理或者委托管理,其经营过程由立法机构监管。就是说,还“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以本来面目;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将无法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全部“国有企业”一律实行民营化,国有资本退出,还其实际所有者的本来面目,使其不再打着政府和国家的旗号获取不正当利益,从而使市场秩序回归正常。这样一来,各级政府就丧失了干预市场的基本渠道和工具,政府的行为就会逐步恢复正常,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了。

  当然,市场法制建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的法律明确了政府的职能,界定了权力范围,规定了监管方式,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市场规范,经济领域“去行政化”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管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和要求,法制社会应当成为我们改革的基本目标,一个强大的法制社会比一个强大的政府要好一万倍。如果有一个强大的法律加上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政府,再加上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去行政化”,这有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处于主流位置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的顽强抵抗,注定了这场改革充满了艰辛和困难。但是,改革的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多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促使我们必须发动第二次改革,解决体制和经济的积弊,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没有别的选项和出路,就看我们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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