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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财经评论人。长期供职于银行、证券行业,曾公派出国学习现代金融业务与管理。中国金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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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二人转”?  

2009-11-23 22:35:07|  分类: 货币政策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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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前景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一再重申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然而,就在我们的货币政策主管部门,却不断发出政策调整的试探性声音。就在11月20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和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种不合谐音。

  先看吴晓灵女士。据《上海证券报》题为《吴晓玲:明年可能调整准备金率》的报道称,在19日中央财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吴晓灵认为目前经济已经企稳,明年应该给央行选择工具的主动权和自主权,届时有动用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但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并不代表政策的变化。而对于央行可能采取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吴晓灵指出,在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下,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并不代表政策的变化。政策的目标是重要的,不要因为手段的运用而改变预期,被动吐出基础货币时用存款准备金手段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虽然吴晓灵女士一再强调货币政策手段的变化并不代表政策的变化,但她还是呼吁还央行以“主动权和自主权”,明确暗示明年应当调整准备金率。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周小川行长在“2009全球CEO年会”上发表讲话,称利率过低不利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他说,中国的定期存款利率已经降到2%,活期存款已经很低了,金融市场短期拆借利率也很低,好处在于,金融机构拿到了存款就一定要考虑用出去,因为要付2%给储户,这样就有压力,一定想办法把资金运用出去。这就使得金融机构能够看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时候得到收入、得到利润,能够充实自己,另外在利差方面还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周小川强调,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整个经济体系中产生不良资产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市场还不成熟,银行体系需要有一定的利差,使得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得到加强。周行长的观点很明确,一是应当提高利率,二是应当扩大利差,贷款利率的提高幅度应当大于存款利率,以便银行在贷款时更具积极性云云。

  就在同一天的不同场合,一个是央行行长,一个是前央行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一个说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个说要提高利率,并且声明这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这个有关货币政策的“二人转”可真唱得妙极了。只是殊不知,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都提高了,如何可以不是货币政策的转向?如何“并不代表政策的变化”?这种“顾左右而言他”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随时准备改变现行宏观经济政策,重走紧缩的老路。

  什么叫阳奉阴违?这就叫阳奉阴违。央行对去年执行过度紧缩货币政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伤害没有丝毫反省,对于今年货币政策明显失控和不作为的“打摆子”表现没有一点反思,反而像没事人一样高谈阔论,并且无时不刻地试图拿起紧缩的大棒,显示其“主动权和自主权”,以掩盖其在货币政策执行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严重失误,损害中国经济刚刚出现的向好势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小川行长和吴晓灵女士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大唱“二人转”并非是自今日始,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可以说是一对老搭档。曾几何时,就在中国经济经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严重时刻,央行密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周小川行长甚至宣称“一切皆有可能”,“央行不排除任何(货币政策)可能性,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利率及其他手段”。这段著名的“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讲话,被当时的媒体形容为“百无禁忌”,无所不用其极。而吴晓灵女士不但一直坚定支持央行紧缩,甚至在中央果断决策改变紧缩货币政策并实行“双率齐降”的当天,即2008年9月16日,在新浪“长安论坛”宣称,“双降”并不代表货币政策的根本转向,“不管怎么说,控制货币都是必要的”,9月22日,在上海另外一个沙龙上再次重申“目前准备金率已经没有下调余地”,“国家的宏观政策需要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与当时中央的重大决策唱反调。而在此后的短时间内,中央频繁地较大幅度地下调了准备金率和利率,取消了贷款额度控制,在此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立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等一揽子方案,把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到对抗危机的正确道路上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我们回顾了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就会看出今天这段“二人转”演出的实质所在。形势变了,演出的方式和语言也变了,但“二人转”的调子和本质一点也没变。就在去年中央对宏观政策作出初步调整之后,周小川行长还在巴塞尔嘟嘟囔囔:“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职责和关注焦点。作为央行,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控制通胀”,把对抗危机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可以看出,央行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满肚子的委屈,浑身的不舒服,这就难怪后来出现不负责任的“天量信贷”,货币政策从零下四十度到零上四十度的“打摆子”了,也就难怪吴晓灵女士今天要呼吁“应该给央行选择工具的主动权和自主权”,为央行鸣冤叫屈了。不过人们要问:央行为什么居然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和自主权”?没有前面过度紧缩的失误,会有后面“主动权和自主权”的丧失吗?央行真的有能力重新拿起这个“主动权和自主权”吗?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反对这种“二人转”,如果这种“二人转”唱出了我国货币政策高瞻远瞩的精彩大戏,具有真知灼见并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话,相信全国人民非常乐于看到这种“二人转”。非常可惜的是,虽然二人贵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脑级人物,却每每出现拙劣的表演,拿国计民生当儿戏,“学者型官员”的素养完全没有用对地方,台上兴高采烈台下却是一片喝倒彩之声,而表演者毫无觉察之意,还有比这更为滑稽和令人尴尬的吗?

  作为周小川行长,“在其位而谋其政”,发表一些看法不管正确与否都还在常理之中。奇怪的是这个吴晓灵女士,早已不在央行工作了,身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负有监督央行货币政策执行之责。然而这个吴副主任似乎从来就没有安生过,频繁出没于这个沙龙那个讲坛,又是看法又是建议,还要加上一点理论色彩,老把屁股坐在央行的位子上,实在令人大跌眼镜。或许吴晓灵本人认为她是以个人身份讲话,但被媒体报道出来无一例外都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如何云云,不知这些看法是否代表了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大财经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机构,是负责国家财经立法和执法监督的,吴副主任打着人大财经委这个“权威”旗号到处发表看法,到底算是学者还是官员?站在她本人职务的角度,看来完全不应当去演出那个“二人转”,倒是应当质询一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追究一下货币政策严重失误的政治责任。

  这个货币政策的“二人转”应当结束了。中国经济远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欧美需求乏力,外贸回升缓慢,内需消费与巨大产能相比严重失衡,就业形势没有明显好转,中小企业还在困难的边缘挣扎,“三农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宏观经济的深层矛盾还在积累之中,而热钱正在涌入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日俱增。在此情况下贸然改变货币政策(合理的说法叫“退出”),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无疑对刚刚出现些许上升势头的实体经济是当头一棒,而人为加剧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为横冲直撞的国际热钱送上一份厚厚的大礼。我们不断讲宏观政策的前瞻性,还有比这更加糊涂和混账的前瞻性吗?我们的货币政策到底要走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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