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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财经评论人。长期供职于银行、证券行业,曾公派出国学习现代金融业务与管理。中国金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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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政策不是退出是转轨  

2009-11-22 18:48:40|  分类: 经济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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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实行了以四万亿投资为核心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对恢复信心,稳定局势,提振内需,对抗危机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经济逐渐走出谷底的今天,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审视一揽子计划,检讨其长短得失,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后危机时代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一是危机的源头世界金融体系得到了初步的修复,其运转和机制逐步趋于正常;二是遭遇重创的产业体系正在“疗伤”,其恢复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三是危机“教训”人们慎重消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在抑制消费热情;四是危机后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不会回到危机前的状态;五是治理经济的手段,将从以国家干预的行政调控为主逐步转向以发挥市场功能为主。就是说,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将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手段,如何使市场走上正轨成为最主要的课题。不同的是,欧美诸国拯救金融体系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中国激活产业体系的工作却任重而道远。因此,欧美有一个宏观政策“退出”的问题,而中国根本不存在退出而是一个转轨的问题。看不到这一点,人家退出我们亦步亦趋也喊退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僵化思维,闹不好是要吃大亏的。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创造需求向促进产业恢复转轨,从产业上游着力向产业终端着力转轨,从刺激投资为主向刺激消费为主转轨,从行政手段为主向市场杠杆为主转轨,从而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出发点、重心、取向、手段和机制的转移,运用新的宏观政策解决新的问题,从而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首先,国家投资行为应当告一段落,投资行为应回归正常状态。除已开工项目和发展所必需的正常规划项目外,应当严格控制临时性新项目的上马,有关财政投资预算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调减投资总额,把节约出来的资源用在更有效率的领域和地方。既然四万亿投资已经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用,既然这种投资实际上只可应急不可持续,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做出相应调整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起码应当延续一到两年的时间。因为中国的产业体系和市场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即便欧美经济好转,外贸也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国内经济面临重重矛盾和困难,中上游巨大的产能很可能因为市场的总体需求不足而导致流转不畅,库存猛增,从而出现新的危机。财政政策的转轨在于,将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扩大投资规模转轨到减税和刺激民间投资与消费上来,而货币政策更应在宽松的基调下适度压缩宏观领域的流动性,努力增加微观领域即生产流通企业的流动性上来,并通过减息减轻产业领域的压力,使整个市场启动起来实现良性循环。

  最后,我们全部宏观政策的重点应当从刺激投资需求向刺激终端消费需求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运用市场机制转变,从“偏惠”政策向“普惠”政策转变。在整个经济危机的2008~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平均增长30%左右,这是极不正常的。产业危机而财政繁荣,说明了我国危机中的产业仍然承担着沉重的税负,重税依然是抑制中国经济走向正常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压缩投资和较大幅度的减税是财政政策调整的最主要课题。同时,终端消费受经济前景不明朗和就业不足的影响,很难出现明显的反弹,消费制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瓶颈,宏观政策解决这个瓶颈的主要手段就是降息和减免个人所得税。其中降息对宏观经济和消费的刺激作用十分重要。

  进行政策转轨的主要困难在于,一个原因是四万亿投资的盘子导致了较大的财政赤字,财政部门一直以“没有空间”抵制和拒绝减税。所以,调整和压缩原投资计划,腾出资源用于减税至关重要,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无疑也为减税提供了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根深蒂固的“通胀”情结,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拒绝持续宽松和减息。问题在于,对于宏观领域流动性的富余央行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加以回收,抑制这种流动性泛滥,而对于微观领域流动性的注入,需要研究新的办法和政策。如果贸然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可能对宏观流动性的缩减没有多大作用,而对微观领域流动性的收缩却立竿见影,这就是搞错了货币政策调节的方向。至于通货膨胀问题,只要很好地控制了宏观领域的流动性,并通过减税降息等手段使其朝微观领域转移,在我国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农产品供应充足和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如何排除“通胀论”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实施降息,在减少产业领域流通成本的同时大力刺激终端消费,是我国货币政策成败的关键。周小川行长关于低利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以及吴晓灵女士关于货币政策应当转向的观点,都是短视的和非常有害的。

  欧美的宏观政策在于拯救金融体系,中国的宏观政策在于激活产业体系,这是两者根本的不同。不懂得这种区别,不知道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简单地跟随欧美“退出”是极端危险的。中国的刺激经济政策不是退出是转轨,是要突破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终端消费。终端消费起来了,产业领域的矛盾就会得到根本缓解,市场才会获得基本的动力,宏观经济才会逐步回归正常,中国才能真正摆脱危机。在这个大原则面前,财政余地和通货膨胀问题简直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可为这些无关重要的问题遮住了双眼,而延误了我们走出危机和持续发展的宝贵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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